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繆鉞〈讀「三國志」的幾個方法問題〉
一、怎麼讀法
《三國志》的讀法，可以根據每個人的要求，採取不同的方式，很難強求一律。這裡說的是一個初學者，想通讀或基本上通讀《三國志》所採用的一般方法。
首先，先紀後傳，紀、傳結合。
《三國志》掌握是紀傳體史籍，紀是全書的大綱，用編年的方式排出一代的大事。先讀紀，初步掌握這段歷史發展的主要脈絡，再去讀傳記，有助於瞭解各類人物活動的相對時間及其歷史背景、地位和作用，而傳記是以人物活動為中心，記載事跡較詳，又可豐富、充實紀的內容。同時在閱讀傳記中，回頭再查閱紀的相關部分，兩者互相配合，相得益彰，更有利於史實的掌握和理解。
當我們讀曹操的重要謀臣《郭嘉傳》時，全篇近一千字，但沒有一個紀年，讀後因缺乏具體的時間概念，印象模糊，線索不清。如果先讀了《武帝紀》，對照相關部分，便可以排出郭嘉主要的活動時間表：公元196年，郭嘉經荀彧推薦，加入曹操集團，時年二十七；198年，從征呂布，與荀攸共同分析形勢，堅定了曹操的信心，最後攻克下邳，生擒呂布；199年，與程昱一起勸阻曹操不宜遣劉備出征，曹操醒悟，可以已經追劉備不及；200年，又力排眾議，支持曹操先劉備後袁紹的戰略部署，避免了後來與袁紹作戰時面臨腹背受敵的危險處境；同年，官渡之戰的緊要關頭，分析孫策不可能偷襲後方基地許都，穩定了軍心；202年，從征袁譚、袁尚，建策待袁氏兄弟相爭而後進擊，被曹操採納，收到一舉而定冀州的實效；207年，力主曹操北征烏丸，消滅袁氏殘餘勢力，鞏固北方，解除南下時的後顧之憂；同年九月，郭嘉病死於北征烏丸的凱旋途中，年僅三十八歲；208年，曹操赤壁敗北，猶追思讚歎郭嘉不已。從以上所述，郭嘉跟隨曹操南征北戰，前後僅十一年，但是，一個洞察局勢、善於決斷的年輕謀士形象，便活躍在眼前，從而加深了對郭嘉的印象。
又如曹操的寵信將領張遼，在《武帝紀》中只有四處提到他的事跡，總共不過七八十字，記載十分簡略。而《張遼傳》則有一千四百六十餘字，從歸降曹操算起，便記有大小二十三事，多數為《紀》所無。公元207年，著名的合肥攻守戰役，《紀》僅一句話，十二字，但《傳》卻用了近三百四十字描述張遼等以七千之眾擊退孫權十萬之眾，激烈的戰鬥場面，躍然紙上，大大豐富了《紀》的內容。
所以，讀《三國志》的《魏書》部分，應先讀《武帝紀》、《文帝紀》、《明帝紀》、《三少帝紀》這四篇，再去讀《魏書》的其他傳記，這樣安排比較合適。
《三國志》只有《魏書》的皇帝部分稱《紀》，《蜀書》、《吳書》則均稱傳，當時魏、蜀、吳各自為政，征戰不已，互不統攝，與秦、漢統一的國家不同，而《魏書》的《紀》很少記載蜀、吳的事，讀了魏紀，並不能起到掌握讀《蜀書》、《吳書》各傳的脈絡作用。那麼，我們又應當怎麼讀《蜀書》、《吳書》呢？其實陳壽撰《三國志》，雖然記載蜀、吳皇帝的名稱為「傳」，但其寫法實為「紀」體，即用編年的方式，排出各自國家的一代大事。因此，讀《蜀書》、《吳書》，也應當先讀皇帝的傳。例如《蜀書》先讀《先主傳》、《後主傳》，再讀《蜀書》各傳；《吳書》則先讀《孫破虜討逆傳》、《吳主傳》、《三少主傳》，再讀其他各傳，同樣起到先紀後傳，紀傳配合的作用。
其次，注意閱讀重點人物的傳記。
紀傳體史籍，紀是編年體，傳以人物為主，而對於重大的歷史事件，往往散見於紀、傳中，不易窺其全貌，即使通讀一遍，也由於史實的分散，讀後依然凌亂，印象不深。因此，讀《三國志》，如果要對某些重要歷史事件作進一步的瞭解，還必須注意閱讀與該事件相關的重要人物的紀和傳，歷史事件不同，與之相關的重點人物也各異，如何確定呢？
《三國志》如果通讀一遍，事件與人物大致有印象，重點人物的確定不太困難。如果讀後沒什麼印象，或者還未通讀，可以先讀紀的有關部分，大致瞭解該事件有哪些人物參與，就可有目的地選擇這些人物傳記去閱讀，從而掌握這一事件的主要史實。
比如，著名的「官渡之戰」，讀《魏書·武帝紀》，就可以得知參與這一事件的有二十三人，其中《三國志》有傳的十三人，縮小了閱讀範圍。曹操、袁紹是這次戰役雙方的直接指揮者，當然是閱讀的重點人物。實際上《武帝紀》、《袁紹傳》記載此事的文字也最多，《紀》近九百字，《傳》也有五百八十餘字。其餘十一人，經查閱，荀彧、荀攸、曹仁、張郃、關羽五人的傳，都有二三百字敘述此事，從不同角度補充了《紀》和《傳》的內容，而賈詡、張遼、徐晃、曹洪、劉備、孫策等六人的傳，記載此事較少，甚至沒有提及。
所以，我們要想從《三國志》中瞭解「官渡之戰」的基本史實，重點閱讀《武帝紀》、《袁紹傳》及荀彧等五人的傳記，大體可以達此目的，不必通讀全書，或者漫無邊際地去翻閱了。
另外，在《武帝紀》中沒有提到而在《三國志》的傳記中，涉及官渡戰役事件的，尚有趙儼、張繡、崔琰、鍾繇、程昱、郭嘉、董昭、樂進、李典、于禁、李通、臧霸、許褚等十三人，不過除趙儼外，一般只有二三十字，最長的也未超出一百字。《趙儼傳》記載此事的文字較多，近二百五十字，主要是敘述官渡之戰，李通就加緊催收戶調，表明忠於曹操，並非與戰爭直接相關。這些傳記，暫時未能閱讀，不影響我們對這次戰役主要史實的掌握。當然，如果做「官渡之戰」的專題研究，則是另一回事了。
由於三國分立，有的歷史事件僅讀《魏書》的紀還不夠，必須同時閱讀《蜀書》、《吳書》中皇帝的傳，才能比較全面地掌握參與該事件的人物，比如，奠定三分局面基礎的「赤壁之戰」就是這樣。讀《武帝紀》，我們便可以發現提及與事件有關的僅九人，大家熟知的周瑜、諸葛亮都沒有出現。
因為這一次戰役，是曹操和孫劉聯軍作戰，除了讀《武帝紀》外，還必須讀起紀的作用的《先主傳》和《吳主傳》。通過一《紀》兩《傳》的閱讀，得知參與這一事件的共二十一人，《三國志》有傳的十六人。孫、劉聯軍中起決定作用的是周瑜、諸葛亮，而魯肅對促進孫、劉的聯合有突出的貢獻，故這三人的傳記敘此事最詳，都在五、六百字左右，孫權、劉備不是聯軍的直接指揮者，記載反而較略，只有二、三百字。曹操雖然是戰役另一方的主持者，但同時也是戰敗者，無什麼功績可記，故僅有一百五十餘字。其餘十人的記載此事都較簡略，有的僅一句，個別的如《劉表傳》文字稍多一些，但記載的事與戰役關係不大。
因此，想瞭解「赤壁之戰」這一歷史事件，重點閱讀周瑜、諸葛亮、魯肅三人的傳，再配合讀曹操、劉備、孫權的紀和傳，這次戰役的眉目就大體清楚了。同樣，在《三國志》中，一《紀》兩《傳》未曾提到的有十八人，他們的傳記也涉及赤壁戰役，不過記載也很簡略，可以暫時不去閱讀，對瞭解此事件無多大影響。
有的歷史事件，除了通過紀或起紀作用的傳掌握參與事件的人物外，還可從閱讀與該事件有關的任務傳記中擴大線索，瞭解更多的時間的參與者，從而更全面的地把握歷史事件。比如，孫權廢太子孫和這件事，《吳書·吳主傳》僅十二字：「廢太子和，處故鄣。魯王霸賜死。」當我們閱讀《吳主傳》中提到的孫和、孫霸兩人的傳記時，各有三、四百字記載其事，涉及文臣、武將、夫人、公主等十八人，其中《吳書》有傳的八人，根據這一線索，查閱八人的傳記，又可從陸遜、顧譚、吾粲等人的傳中，進一步瞭解到當時捲入鬥爭的文武大臣眾多，幾乎「舉國中分」，記憶兩派鬥爭的劇烈情況，從而加深理解孫權在處理繼承人問題上的嚴重失誤，為孫吳的後期統治集團內訌留下了後患。
以上是對重大歷史事件的查閱，如果要瞭解這一時期的典章尺度，又該從何著手呢？
《三國志》和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有不同之處，它只有紀和傳，沒有志，因而典章制度沒有專篇敘述，而是散見與各紀、傳中。同時又受到題材的局限，紀、傳往往語焉不詳，即使通讀，也是一鱗半爪，很難形成較完整的感念。要掌握某一典制的情況，比瞭解歷史事件更為困難。不過，近人楊晨以《三國志》的資料為主，編撰了《三國會要》，為我們提供了方便條件。楊晨在《會要》中，將這一時期的典制，分列為天文、曆法、管制、選舉、兵、刑、食貨、庶政等十五門列，一百餘項子目。我們可以根據自己需要的內容，檢索有關的門類子目，找到這一方面的材料。同時還可根據子目下引文出處提供的線索，在《三國志》中查到這些典制的原文，從而加深對該典制產生的歷史條件及其作用的理解，避免了翻閱全書之苦。
比如，我們要瞭解曹魏的屯田制，在《會要》的食貨門下，便列有「魏屯田」這一子目。從他的引文出處提供的線索，便可在曹操、曹奐、任峻、國淵、袁渙、盧毓、裴潛、司馬芝、梁習、鄧艾等紀、傳以及《武帝紀》注引《魏書》、《任峻傳》注引《魏武故事》中，查閱到有關屯田的記載，十分方便。同時，在這一子目下，還從《晉書》及其他類書、政書中摘錄了有關曹魏屯田的資料，使我們對屯田制度的瞭解更為全面。其他如「戶調製」可以查閱《會要》食貨門下的雜目錄，「唯才是舉」和「九品中正」的用人制度可以查閱《會要》的選舉門等等。《會要》的分類和我們現在的分類不一樣，其門類子目也不完備，但這一時間的主要典章制度，均可從中找到有關線索，是幫助我們閱讀《三國志》的一部有用書籍。
其三，如果條件允許，先讀《資治通鑒》，再讀《三國志》，收效會更好些。
宋人司馬光編輯的《資治通鑒》，從卷五十九漢獻帝初平元年起，到卷八十一晉武帝太康元年止，共二十四卷，其時間大概相當於魏蜀吳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與結束。
《資治通鑒》也是編年體，與《三國志‧魏書》中紀的題材相同。但《魏書》的紀只記載與魏有關的蜀吳史事，而《資治通鑒》用魏的紀年同時記載魏蜀吳三國的史事，使我們讀後瞭解在同一時期內，各國所發生的大事及其相互間的關係，容易建立起歷史發展的整體概念。而在按時間先後排比敘事中，《資治通鑒》沒有傳，將各有關史實分別繫於日，再以日系月，以月系年，無法確定具體的時間的，則用追述，兼敘，歸類等方法，附於相關的某年，某月或某事，集中加以描述，使複雜的史事，多樣的人物，生動而形象的再現。其敘事的容量遠比《三國志》皇帝的紀，傳豐富得多；同時，司馬光有著眼於治亂興衰的政治史，重點突出，條理清晰，加上善於敘事，文字生動，可讀性強，讀後容易把握歷史發展的主線。
胡三省又為《資治通鑒》做注，對名物、典故、地理、制度加以考釋，有不少精闢的見解，在這方面為我們閱讀《三國志》掃除了不是好障礙，增長了讀史知識。因此，條件允許，最好先讀《資治通鑒》的有關三國部分，再去讀《三國志》，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《三國志》的讀法，可以根據每個人的要求，採取不同的方式，很難強求一律。這裡說的是一個初學者，想通讀或基本上通讀《三國志》所採用的一般方法。
首先，先紀後傳，紀、傳結合。
《三國志》掌握是紀傳體史籍，紀是全書的大綱，用編年的方式排出一代的大事。先讀紀，初步掌握這段歷史發展的主要脈絡，再去讀傳記，有助於瞭解各類人物活動的相對時間及其歷史背景、地位和作用，而傳記是以人物活動為中心，記載事跡較詳，又可豐富、充實紀的內容。同時在閱讀傳記中，回頭再查閱紀的相關部分，兩者互相配合，相得益彰，更有利於史實的掌握和理解。
當我們讀曹操的重要謀臣《郭嘉傳》時，全篇近一千字，但沒有一個紀年，讀後因缺乏具體的時間概念，印象模糊，線索不清。如果先讀了《武帝紀》，對照相關部分，便可以排出郭嘉主要的活動時間表：公元196年，郭嘉經荀彧推薦，加入曹操集團，時年二十七；198年，從征呂布，與荀攸共同分析形勢，堅定了曹操的信心，最後攻克下邳，生擒呂布；199年，與程昱一起勸阻曹操不宜遣劉備出征，曹操醒悟，可以已經追劉備不及；200年，又力排眾議，支持曹操先劉備後袁紹的戰略部署，避免了後來與袁紹作戰時面臨腹背受敵的危險處境；同年，官渡之戰的緊要關頭，分析孫策不可能偷襲後方基地許都，穩定了軍心；202年，從征袁譚、袁尚，建策待袁氏兄弟相爭而後進擊，被曹操採納，收到一舉而定冀州的實效；207年，力主曹操北征烏丸，消滅袁氏殘餘勢力，鞏固北方，解除南下時的後顧之憂；同年九月，郭嘉病死於北征烏丸的凱旋途中，年僅三十八歲；208年，曹操赤壁敗北，猶追思讚歎郭嘉不已。從以上所述，郭嘉跟隨曹操南征北戰，前後僅十一年，但是，一個洞察局勢、善於決斷的年輕謀士形象，便活躍在眼前，從而加深了對郭嘉的印象。
又如曹操的寵信將領張遼，在《武帝紀》中只有四處提到他的事跡，總共不過七八十字，記載十分簡略。而《張遼傳》則有一千四百六十餘字，從歸降曹操算起，便記有大小二十三事，多數為《紀》所無。公元207年，著名的合肥攻守戰役，《紀》僅一句話，十二字，但《傳》卻用了近三百四十字描述張遼等以七千之眾擊退孫權十萬之眾，激烈的戰鬥場面，躍然紙上，大大豐富了《紀》的內容。
所以，讀《三國志》的《魏書》部分，應先讀《武帝紀》、《文帝紀》、《明帝紀》、《三少帝紀》這四篇，再去讀《魏書》的其他傳記，這樣安排比較合適。
《三國志》只有《魏書》的皇帝部分稱《紀》，《蜀書》、《吳書》則均稱傳，當時魏、蜀、吳各自為政，征戰不已，互不統攝，與秦、漢統一的國家不同，而《魏書》的《紀》很少記載蜀、吳的事，讀了魏紀，並不能起到掌握讀《蜀書》、《吳書》各傳的脈絡作用。那麼，我們又應當怎麼讀《蜀書》、《吳書》呢？其實陳壽撰《三國志》，雖然記載蜀、吳皇帝的名稱為「傳」，但其寫法實為「紀」體，即用編年的方式，排出各自國家的一代大事。因此，讀《蜀書》、《吳書》，也應當先讀皇帝的傳。例如《蜀書》先讀《先主傳》、《後主傳》，再讀《蜀書》各傳；《吳書》則先讀《孫破虜討逆傳》、《吳主傳》、《三少主傳》，再讀其他各傳，同樣起到先紀後傳，紀傳配合的作用。
其次，注意閱讀重點人物的傳記。
紀傳體史籍，紀是編年體，傳以人物為主，而對於重大的歷史事件，往往散見於紀、傳中，不易窺其全貌，即使通讀一遍，也由於史實的分散，讀後依然凌亂，印象不深。因此，讀《三國志》，如果要對某些重要歷史事件作進一步的瞭解，還必須注意閱讀與該事件相關的重要人物的紀和傳，歷史事件不同，與之相關的重點人物也各異，如何確定呢？
《三國志》如果通讀一遍，事件與人物大致有印象，重點人物的確定不太困難。如果讀後沒什麼印象，或者還未通讀，可以先讀紀的有關部分，大致瞭解該事件有哪些人物參與，就可有目的地選擇這些人物傳記去閱讀，從而掌握這一事件的主要史實。
比如，著名的「官渡之戰」，讀《魏書·武帝紀》，就可以得知參與這一事件的有二十三人，其中《三國志》有傳的十三人，縮小了閱讀範圍。曹操、袁紹是這次戰役雙方的直接指揮者，當然是閱讀的重點人物。實際上《武帝紀》、《袁紹傳》記載此事的文字也最多，《紀》近九百字，《傳》也有五百八十餘字。其餘十一人，經查閱，荀彧、荀攸、曹仁、張郃、關羽五人的傳，都有二三百字敘述此事，從不同角度補充了《紀》和《傳》的內容，而賈詡、張遼、徐晃、曹洪、劉備、孫策等六人的傳，記載此事較少，甚至沒有提及。
所以，我們要想從《三國志》中瞭解「官渡之戰」的基本史實，重點閱讀《武帝紀》、《袁紹傳》及荀彧等五人的傳記，大體可以達此目的，不必通讀全書，或者漫無邊際地去翻閱了。
另外，在《武帝紀》中沒有提到而在《三國志》的傳記中，涉及官渡戰役事件的，尚有趙儼、張繡、崔琰、鍾繇、程昱、郭嘉、董昭、樂進、李典、于禁、李通、臧霸、許褚等十三人，不過除趙儼外，一般只有二三十字，最長的也未超出一百字。《趙儼傳》記載此事的文字較多，近二百五十字，主要是敘述官渡之戰，李通就加緊催收戶調，表明忠於曹操，並非與戰爭直接相關。這些傳記，暫時未能閱讀，不影響我們對這次戰役主要史實的掌握。當然，如果做「官渡之戰」的專題研究，則是另一回事了。
由於三國分立，有的歷史事件僅讀《魏書》的紀還不夠，必須同時閱讀《蜀書》、《吳書》中皇帝的傳，才能比較全面地掌握參與該事件的人物，比如，奠定三分局面基礎的「赤壁之戰」就是這樣。讀《武帝紀》，我們便可以發現提及與事件有關的僅九人，大家熟知的周瑜、諸葛亮都沒有出現。
因為這一次戰役，是曹操和孫劉聯軍作戰，除了讀《武帝紀》外，還必須讀起紀的作用的《先主傳》和《吳主傳》。通過一《紀》兩《傳》的閱讀，得知參與這一事件的共二十一人，《三國志》有傳的十六人。孫、劉聯軍中起決定作用的是周瑜、諸葛亮，而魯肅對促進孫、劉的聯合有突出的貢獻，故這三人的傳記敘此事最詳，都在五、六百字左右，孫權、劉備不是聯軍的直接指揮者，記載反而較略，只有二、三百字。曹操雖然是戰役另一方的主持者，但同時也是戰敗者，無什麼功績可記，故僅有一百五十餘字。其餘十人的記載此事都較簡略，有的僅一句，個別的如《劉表傳》文字稍多一些，但記載的事與戰役關係不大。
因此，想瞭解「赤壁之戰」這一歷史事件，重點閱讀周瑜、諸葛亮、魯肅三人的傳，再配合讀曹操、劉備、孫權的紀和傳，這次戰役的眉目就大體清楚了。同樣，在《三國志》中，一《紀》兩《傳》未曾提到的有十八人，他們的傳記也涉及赤壁戰役，不過記載也很簡略，可以暫時不去閱讀，對瞭解此事件無多大影響。
有的歷史事件，除了通過紀或起紀作用的傳掌握參與事件的人物外，還可從閱讀與該事件有關的任務傳記中擴大線索，瞭解更多的時間的參與者，從而更全面的地把握歷史事件。比如，孫權廢太子孫和這件事，《吳書·吳主傳》僅十二字：「廢太子和，處故鄣。魯王霸賜死。」當我們閱讀《吳主傳》中提到的孫和、孫霸兩人的傳記時，各有三、四百字記載其事，涉及文臣、武將、夫人、公主等十八人，其中《吳書》有傳的八人，根據這一線索，查閱八人的傳記，又可從陸遜、顧譚、吾粲等人的傳中，進一步瞭解到當時捲入鬥爭的文武大臣眾多，幾乎「舉國中分」，記憶兩派鬥爭的劇烈情況，從而加深理解孫權在處理繼承人問題上的嚴重失誤，為孫吳的後期統治集團內訌留下了後患。
以上是對重大歷史事件的查閱，如果要瞭解這一時期的典章尺度，又該從何著手呢？
《三國志》和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有不同之處，它只有紀和傳，沒有志，因而典章制度沒有專篇敘述，而是散見與各紀、傳中。同時又受到題材的局限，紀、傳往往語焉不詳，即使通讀，也是一鱗半爪，很難形成較完整的感念。要掌握某一典制的情況，比瞭解歷史事件更為困難。不過，近人楊晨以《三國志》的資料為主，編撰了《三國會要》，為我們提供了方便條件。楊晨在《會要》中，將這一時期的典制，分列為天文、曆法、管制、選舉、兵、刑、食貨、庶政等十五門列，一百餘項子目。我們可以根據自己需要的內容，檢索有關的門類子目，找到這一方面的材料。同時還可根據子目下引文出處提供的線索，在《三國志》中查到這些典制的原文，從而加深對該典制產生的歷史條件及其作用的理解，避免了翻閱全書之苦。
比如，我們要瞭解曹魏的屯田制，在《會要》的食貨門下，便列有「魏屯田」這一子目。從他的引文出處提供的線索，便可在曹操、曹奐、任峻、國淵、袁渙、盧毓、裴潛、司馬芝、梁習、鄧艾等紀、傳以及《武帝紀》注引《魏書》、《任峻傳》注引《魏武故事》中，查閱到有關屯田的記載，十分方便。同時，在這一子目下，還從《晉書》及其他類書、政書中摘錄了有關曹魏屯田的資料，使我們對屯田制度的瞭解更為全面。其他如「戶調製」可以查閱《會要》食貨門下的雜目錄，「唯才是舉」和「九品中正」的用人制度可以查閱《會要》的選舉門等等。《會要》的分類和我們現在的分類不一樣，其門類子目也不完備，但這一時間的主要典章制度，均可從中找到有關線索，是幫助我們閱讀《三國志》的一部有用書籍。
其三，如果條件允許，先讀《資治通鑒》，再讀《三國志》，收效會更好些。
宋人司馬光編輯的《資治通鑒》，從卷五十九漢獻帝初平元年起，到卷八十一晉武帝太康元年止，共二十四卷，其時間大概相當於魏蜀吳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與結束。
《資治通鑒》也是編年體，與《三國志‧魏書》中紀的題材相同。但《魏書》的紀只記載與魏有關的蜀吳史事，而《資治通鑒》用魏的紀年同時記載魏蜀吳三國的史事，使我們讀後瞭解在同一時期內，各國所發生的大事及其相互間的關係，容易建立起歷史發展的整體概念。而在按時間先後排比敘事中，《資治通鑒》沒有傳，將各有關史實分別繫於日，再以日系月，以月系年，無法確定具體的時間的，則用追述，兼敘，歸類等方法，附於相關的某年，某月或某事，集中加以描述，使複雜的史事，多樣的人物，生動而形象的再現。其敘事的容量遠比《三國志》皇帝的紀，傳豐富得多；同時，司馬光有著眼於治亂興衰的政治史，重點突出，條理清晰，加上善於敘事，文字生動，可讀性強，讀後容易把握歷史發展的主線。
胡三省又為《資治通鑒》做注，對名物、典故、地理、制度加以考釋，有不少精闢的見解，在這方面為我們閱讀《三國志》掃除了不是好障礙，增長了讀史知識。因此，條件允許，最好先讀《資治通鑒》的有關三國部分，再去讀《三國志》，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二、如何理解難點
《三國志》是一部著名的歷史古籍，現代人讀它，會有這樣那樣的困難。但是，由於每一個人的文化素養和知識結構不一樣，閱讀《三國志》遇到的困難也不盡相同。比如，有的人古漢語基礎差，一個句子就有幾個詞語不懂，或者繁體字根本不認識，更不用說理解其含義了，這些都是困難。不過，我們所說的困難，主要不在這些方面。繁體字簡化，國務院先後公佈了三批，約有二千多字，手邊備一本《簡化字總表》（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）經常對照查閱，記住這些繁體字就行了。或者備一本《現代漢語詞典》、新版《辭海》之類的書，使可從繁體字直接查到其簡化體，知道它的讀音了。一般詞語查閱新版《辭源》、《辭海》等工具書，即可解決。我們這裡所說的難點，主要是如何解決閱讀中遇到的典籍典故、名物制度之類的問題。
《三國志》無論紀或傳，其中都大量引用了當時的人的文字與對話，如以皇帝的名義發出的策、制、詔、令，大臣給皇帝的表、章、疏、議，臣僚之間的書、箋、問、答，以及銘、誓、檄、賀等等。這些文字與對話，比一般敘事記人的文字，較難閱讀。其主要原因是魏晉時期，文體由散體變為駢體的階段，用典的風氣已開始盛行，這些文字、對話，便引用了不少典籍典故、名物制度，使文字簡練，寓意深刻。說服力強，如果我們對引用的典制不瞭解，不熟悉，就難以讀懂。《魏書‧武帝紀》中唯才是舉的《求賢令》，一百四十餘字，便引用了《尚書‧堯典》、《論語‧憲問》等典籍和《史記》中的三個歷史典故，文字約佔一半。我們只要弄清楚了引用《尚書》、《論語》這些文字的含義及其背景，和管仲、呂尚、陳平的有關事跡，就能較好地理解令文的內容。
又如《魏書‧陳思王植傳》中著名的《求通親表》，有八百六十餘字，引用《尚書》、《詩經》、《論語》及《孟子》等典籍和「崩城」、「隕霜」等歷史典故三十處，引用名物制度如「椒房」、「遠遊（冠）」、「華蓋」、「朝覲」、「駙馬」、「奉車」等也有十八處。這近五十處引用的典籍、典故、名物、制度，除少數的話如文子的話語意明白，「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」為人們熟悉外，其餘便是閱讀此表的難點。把這些問題弄清了，表文的內容也就基本上讀懂了。那麼，遇到這樣的困難又如何解決呢？
首先，充分利用前人的註釋。
《三國志》除裴注外，清代學者為它做考釋的，還有顧炎武、何焯以下，約有二十餘家，近人盧弼彙集諸家註釋、考訂，撰成《三國志集解》。在《集解》中，盧弼不僅時時提出自己見解，還對書中引用的典籍典故，多註明其出處，並引出原書有關文字，幫助讀者領會其原意，對於難懂的名物制度也做了解釋，是我們閱讀《三國志》的良師益友。比如前書提到的《求通親表》，除人們比較熟悉的管仲相齊桓以霸的事未注外，其餘典制都做了解釋，可以幫助我們很好地理解令文含意，省去了許多查閱的時間。
至於《求通親表》，引用的三十處典籍典故，《集解》註釋了十六處，十八個名物制度註釋了七處，只解決了部分問題。不過，通過《集解》，發現盧弼引用《文選》或李善注有十五處之多，告訴我們《昭明文選》也收入了《求通親表》這篇文章，而李善有為其作注。我們可以在《文選》卷三十七中找到此表文，就可以查到李善對三十處典籍典故全都作了解釋，十八處名物制度也注了十四處，大部分問題可獲解決。如果其中某些註釋不詳或看後仍不能明瞭的，李善注又為我們進一步查閱其他書記提供了新的線索。
此外，1984年中華書局出版的《三國志選注》，選入了《武帝紀》、《陳思王植傳》，其中對《求賢令》和《求通親表》都作了較詳細的註釋。《曹操集譯注》也收入了《求賢令》。這些註釋都可加以利用，幫助我們解決閱讀上述《令》、《表》的困難。
其次，善與使用各種工具書。
閱讀《三國志》沒有找到所需要的注本，或者注本對引文，對話中典制未作註釋，又該怎麼辦呢？這就要借助工具書了。以上述《求賢令》為例，「孟公綽」句是引文，但不知出自何典故。不過，魏晉時人常常引用儒家經典作為立論的依據，因此，可先查《十三經索引》試試。該書將十三部經書文字分句編目，凡屬十三經的文字，又要知道句子的第一個字，便能查到該句出自某書某篇。通過查「孟」字，知道引文出自《論語‧憲問》，再查《十三經註疏》對該句的解釋，就可弄清其原意了。
齊桓公稱霸是由於重用管仲，通過新版《辭源》、《辭海》，或《二十四史傳目引得》（中華書局出版）查到管仲不廉而相桓公霸諸侯的史實。同樣，「釣於渭濱」句很容易聯想到姜太公釣魚渭濱的事，如果聯想不到，《辭源》、《辭海》在「釣」字下的「釣台」、「釣魚」條目，都給我們提供了太公釣魚渭濱的線索，找到了姜太公事跡見《史記·齊太公世家》，從而查出這一典故的出處並瞭解其含意。
「盜嫂」是新版《辭源》舉出直不疑和陳平兩人，這裡是用何人的典故？查《漢書‧直不疑傳》與此處事跡不符，而《史記‧陳丞相世家》，正好與令文上說的「遇（魏）無知」、「受金」等事跡相合。至於「被褐懷玉」、「明揚仄陋」，《辭源》、《辭海》均有解釋，並舉本篇文字做例句。通過查閱上述工具書，也可以幫助我們讀懂這篇令文，並較為深刻形象地理解其內容。
再看《求通親表》，其中「椒房」、「遠遊」等十八處名物制度，新版《辭海》均列有條目，作了解釋，新版《辭海》也多數收為辭條。但是，三十處典籍典故，新版《辭海》、《辭海》只有小部分能查到，或者提供了線索，大部分則需要找其他工具書方能解決。比如，表文中表明《鹿鳴》、《常隸》等《詩經》篇名的，可直接在《詩經》及其註釋中求解；對於「詩曰」、「傳曰」、「孔子曰」、「孟子曰」等引文，可通過《十三經索引》，找到篇目，求得解決；有的引文如「不為福始，不為禍先」，語意十分清楚，就不必再查其出處了。所以，即使沒有找到註釋本，通過查閱工具書，同樣也可達到讀懂上述《令》、《表》的目的。
其三，勤於查閱各類讀書札記。
魏晉之際，已進入駢文時期。作者譴詞造句，注重文才，引文用典，靈活多變。因此，有些詞語在工具書中查到了，但句子卻講不通順，意義仍不能理解，還必須結合詞語在文中的前後字句，仔細體會，才能求得比較準確的解釋。有的詞語、典故，在工具書上查不到，但是，有的查閱清人或近人的讀書筆記、讀史札記：如顧炎武《日知錄》、趙翼《陔餘叢考》、俞正燮《癸已類稿》《存稿》、周一良《魏晉南北朝史札記》等書的有關條目，可能獲得解決，或者手到啟發，找到解決的途徑。
當我們讀《魏書‧劉劭傳》時，其中引用了夏侯惠薦劉劭的表文，有「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」、「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」等句。這裡的「文學」，不能理解為今天所說的「文學」，而這裡的「文章」，從後面的「著論屬辭」看，與現在所說的「文學」才比較接近。新版《辭海》在「文學」條下，有「文章博學」、「文獻經典」、「官名」三種解釋，此處現在哪一種呢？聯繫「文學之士」與「推步詳密」分析，「推步」一般指推算天文曆法，而古代精熟文獻經驗的人，往往通解天文曆法，則這裡的「文學」，選擇「文獻經典」這種解釋比較符合表文原意。如此理解。前後文句通順，文意清楚。
又如《吳書‧呂蒙傳》中的「脫誤有功，富貴可致」句。「脫誤」一詞，工具書或未收錄，或解釋與此句意不符。但新版《辭海》釋「脫」字有「倘或」、「或許」等含義，並舉《後漢書‧李通傳》：「事既未染，脫可免禍」為例句。據此，這裡「脫誤」的「脫」字，也應如此解釋。結合句子前後文意，「脫誤」應作「假如」、「僥倖」理解較為合適，可能是當時習語。從以上所述，遇到這類詞語，只要我們細心分析體會，還是可以獲得解決的。
對於某些既無註釋、工具書上又查不到的詞語、典故，翻閱前人的讀書札記，也是一種求解的辦法。如《陳思王植傳》中的《陳審舉表》，有「伯樂相之，孫郵御之」句。孫郵，盧弼《集解》未注，《辭源》等書也無。從上下文意看，「孫郵」當是任命，而且善御。在查閱《陔餘叢考》時，卷四有「王良即伯樂」條，其中提到的秦善御的有王良（見《孟子》）、郵無恤（見《左傳》）、郵無正（《國語》）。並說上述三人「本為一人，而伯樂則其字也。」伯樂又名孫陽（見新版《辭海》「伯樂」條）。這裡，曹植大概是在「孫陽」與「郵無恤」裡哪個名中各取一字，合為「孫郵」，以指善御者，亦即伯樂。至於「伯樂相之，孫郵御之」，上下兩句用不同成為指同一個人，這是六朝駢文排偶句的特殊用法，如沈約《宋書‧恩倖傳論》：「胡廣累世農夫，伯始致卿相」即是，湖廣字伯始，是同一個人。「孫郵」雖未直接找到解釋，但在《陔余叢考》「王良即伯樂」條的啟示下，作如此推斷、理解，是有依據的。又如《魏書‧曹爽傳》注引《魏末傳》，有「設薄主人，生死共別」、「設主人祖送」等句。「設薄主人」、「設主人」「蓋當時習語，猶今言作東道請客也」，並列舉了很多例句加以說明。當然，解決這樣的問題，開始難度較大，但只要我們不斷積累知識，持之以恆，就會逐漸化難為易。
此外，引用當時人的文字與對話中，還有不少讖緯、災異等內容。如《蜀書·先主傳》中的《勸進表》，就大量引用了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等讖緯符命，《魏書‧高堂隆傳》中的疏奏，以宮殿失火、淫雨成災、鵲巢宮闕等自然現象，驗證人事，其目的主要是為自己的立論罩上一層神秘色彩，加強其說服力，在我們今天看來，毫無實際意義。對於這樣內容的引文，在閱讀中不必深究，理解其用意即可。
三、如何查閱紀時、地名和職官
《三國志》的紀和傳，除上述引用當時人的文字和對話外，閱讀記人敘事部分，一般不甚太難，但是紀時、地名和官爵特別多。尤其是職官，在有傳記或傳記的某一段文字中，猶如任職簡歷表。《魏書‧王凌傳》約七百五十字，出現不同名號的官爵達二十六個之多，《蜀書‧張翼傳》有四百三十餘字，不重複的官名也有十九個，《魏書‧明帝紀》中，一段不足一百四十字的紀文，官名就有十六個。大約每二十餘字甚至十字左右即有一個職官名稱。這些官爵名號對於瞭解傳文含義無多大障礙，但要弄清一個任務的升降榮辱，職權大小，以及在權利結構中處於何種地位，就不能不瞭解其所任官職的品秩和職責了。紀時與地名雖不如官爵名多，但對於我們閱讀紀、傳，建立時空觀念，深刻理解傳文，準確掌握史實，比起官名更為重要。但是，前面說過，《三國志》只有紀、傳，沒有表、志，對職官、地理、紀年等無專篇敘述，閱讀中遇到上述問題，又該怎麼辦呢？
首先，如何查對紀時：
查閱紀時問題，比較容易解決。比如想要知道各國的紀年相當於公元何年，或者某年號是屬於哪位皇帝的，或者某一皇帝共同了幾個年號等等，手邊備一本年表即可。年表的種類多，常見的有《中國歷史年代簡表》（文物出版社版）、《中國歷史紀年表》（有兩種：一為上海辭書出版社版；一為中華書局版）、《中國歷史紀年》（三聯書店版）。這些年表使用方便，各有特點，作為解決《三國志》中的紀年問題，任選一種即可。
《三國志》的紀四時與紀月的方法，和現在使用的夏歷比較接近，也是在一年之內，分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，每季三個月，如有閏月，也特別標明。但紀日的方法則和現在不同，而是使用干支法，即用甲子、乙丑、丙寅、丁卯等紀日。如果想要知道紀、傳中紀日所用干支的具體日期，可以查閱陳垣先生撰的《二十史朔閏表》（中華書局出版）。比如《魏書‧三少帝紀》，載司馬懿發動政變的進程是：「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，車駕謁高平陵。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……戊戌，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，考實其辭，爽與謀不軌。……夷三族。……丙午大赦。丁未，以太傅司馬宣王為丞相……」。經查《二十史朔閏表》，該月初一是已丑，便可推知甲午為初六，戊戌為初十，丙午為十七，丁末為十八。司馬懿從發動政變到誅曹爽、掌朝政，只用了十二、三天的時間，其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就更加具體了。
其次，怎樣檢索地名。
三國距今已有一千七百餘年，《志》中記載的地名，由於政區的變革，名稱的更改，與我們今天的建制、名號迥然不同，讀後感到十分陌生，不知其方位。特別是重要的戰場、進軍路線、戰略要地所涉及的地名，不知相當現今何地，使人有一種抽像、茫然的感覺，很難建立起空間觀念。閱讀《三國志》，要想知道這些地名的今地，可以查閱《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》（商務印書館出版）。比如《蜀書‧諸葛亮傳》，記載諸葛亮數次北伐的幾段文字，出現不同的地名十八處，其中屬進軍路線的有斜谷、祁山、箕谷、散關、建威，屬戰場或駐軍的有街亭、西縣、陳倉、五丈原，屬郡、縣的有南安、天水、安定、武都、陰平、漢中、長安武功、郿縣等。這些地名在《大辭典》中均可查到，有八處地名即舉諸葛亮的北伐為例證。如果對今地名比較熟悉，通過這樣檢索，諸葛亮北伐的進軍路線、交戰場所等情景，便歷歷在目，而歷史的空間概念也隨之逐漸樹立。此外，新版《辭海》對於古地名的著錄，雖不及《大辭典》完備，但其註釋更精密些，也可查閱。
如果沒有《大辭典》之類的工具書，也可用《三國志集解》對照閱讀。盧弼是近代學者楊守敬的弟子，在歷史地理方面造詣很深，註釋《三國志》時對地理著力尤多。在《集解》中將歷代學者對三國地名的考釋，都加以收集排列，不少地方還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。上述諸葛亮北伐提到的十八處地名，《集解》註釋了十六處。長安、漢中兩地名已在他處作注，故此處從略。同時，在《集解》對於當時重要的戰場所在的小地名，都作了考釋。比如《先主傳》中，劉備長坂敗北後與關羽相會的「漢津」，關羽與樂進相拒的「青泥」，張飛與張郃大戰的「瓦口」，吳軍在夷陵戰役中追逼劉備時屯駐的「南山」，等等，專用的《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》也未收錄，而盧弼都廣泛引證，一一指出其相當現今何地，為我們掃除了閱讀中古地名問題上的障礙。當然，盧弼使用的「今」地名，是指清代《一統志》的名稱，和我們現在常用的地名稱謂不完全一樣，治地也有所變遷。儘管如此，但《一統志》地名與今地名還是比較接近的，至少可以幫助我們判斷其方位。
閱讀《三國志》最好能備一本現行的我國分省地圖集，查閱古地名時以便經常對照其位置，更有利於樹立空間觀念。如果能有一本譚其驤先生主編的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第三冊（中華地圖學社出版）配合閱讀，效果更好。這種歷史地圖集是古今地名套色繪製，查找方便，對比清晰，看後印象深刻。
再次，如何查閱職官。
查閱官名，比較麻煩一些。這是由於我國官制名號繁多，省置無常，執掌又不規範，而目前尚無一部比較完善的工具書可供檢索。
總的來說，三國的官職，沿襲秦漢。但是，當時處於動亂的非常時期，三家都是由幕府逐漸發展而成為割據一方的國家。幕府之下各聚集一批人物，在正規的官制之外，臨時建置不少，自由行使其職權。本來是一些不穩定的臨時措施，逐漸成為定制，與秦漢比較，變化仍然很大，並又為兩晉以後官制演變的芻形。
三國正式建立前的幕府時期，構成幕府的核心主要是幕僚、將領及曹掾屬，在一定的範圍內行使其職權。《魏書‧武帝紀》注因《魏書》載群臣勸進曹操受九錫箋，署名將銜的有三十多人，其中有不同官稱十九個，只有太中大夫一職是漢室政府的屬官，其餘皆幕府僚屬。任中、前、左、右軍師、軍師祭酒、祭酒（按即「軍祭酒」，見《王朗傳》）的十一人，是幕府的最高幕僚，職參謀議；任中領軍、中護軍的各一人，主要掌管幕府禁軍及監護諸將；任平虜、建武等各種名號將軍的九人，主要是領軍作戰；長史三人，統領幕府各曹（即部門）掾（正職）屬（副職），猶如現今機關的秘書長；另四人只有封爵而無職任。僅從署名領銜的人員看，機構比漢代公府龐大，且幕僚、將領這兩類人員為漢公府所無，實際上取代了漢政府各部門的職能。漢中央朝廷形同虛設，或者秉承其意旨處理某些具體事物而已。
劉備的左將軍府、孫權的車騎（後為「驃騎」）將軍府，與曹操的幕府相似，只是機構不及曹操的龐大，人員也要少些。
三國正式建立，基本上沿用了兩漢的官制，只是曹魏的變化較多，對後世影響也大，書函的變化少一些。查閱三國的職官，比較重要的、常見的官名，新版《辭海》即可查到。如果是次要的、不常見的，可查閱楊晨《三國會要》職官門類與萬斯同《三國職官表》。《會要》前面已談及，《三國職官表》收入《二十五史補編》第二卷。該表以官職名為綱，魏、蜀、吳分別列出，其下註明品秩、職掌以及誰任過此官，主管之後分列屬官，間或加按語說明，檢索甚為方便。
此外，如有可能，還可查閱《續漢書‧百官志》、《晉書‧職官志》和《宋書‧百官志》。三國官制中沿襲漢代部分的職官，可在《續漢書‧百官志》中求得解決，其為晉、宋官制芻形的，可在《晉書‧職官志》、《宋書‧百官志》敘述該職官的沿革中查到。這幾種書參照閱讀，還可使我們從這些職官的繼承和演變中，比較準確地把握它的建置情況及其地位和作用。
最後，本導讀書的「選文」部分註釋體例如下：
（一）對《三國志》本文註釋較詳，對裴注亦酌加註釋。裴注用方括號[]標示，我們的注則用圓括號（）○標明。
（二）難字注同音字與漢語拼音。
（三）對於難句，必要時作了串講。
（四）關於人名，只注三國以前，同時代人物，《三國志》中雖無傳記，亦不作註釋。
（五）地名註釋，一般根據《清一統志》與《讀史方輿紀要》等，並參考了清代及近代學者的考證，也檢閱了《中國地名大辭典》、新舊《辭源》、《辭海》等工具書。
《三國志》是一部著名的歷史古籍，現代人讀它，會有這樣那樣的困難。但是，由於每一個人的文化素養和知識結構不一樣，閱讀《三國志》遇到的困難也不盡相同。比如，有的人古漢語基礎差，一個句子就有幾個詞語不懂，或者繁體字根本不認識，更不用說理解其含義了，這些都是困難。不過，我們所說的困難，主要不在這些方面。繁體字簡化，國務院先後公佈了三批，約有二千多字，手邊備一本《簡化字總表》（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）經常對照查閱，記住這些繁體字就行了。或者備一本《現代漢語詞典》、新版《辭海》之類的書，使可從繁體字直接查到其簡化體，知道它的讀音了。一般詞語查閱新版《辭源》、《辭海》等工具書，即可解決。我們這裡所說的難點，主要是如何解決閱讀中遇到的典籍典故、名物制度之類的問題。
《三國志》無論紀或傳，其中都大量引用了當時的人的文字與對話，如以皇帝的名義發出的策、制、詔、令，大臣給皇帝的表、章、疏、議，臣僚之間的書、箋、問、答，以及銘、誓、檄、賀等等。這些文字與對話，比一般敘事記人的文字，較難閱讀。其主要原因是魏晉時期，文體由散體變為駢體的階段，用典的風氣已開始盛行，這些文字、對話，便引用了不少典籍典故、名物制度，使文字簡練，寓意深刻。說服力強，如果我們對引用的典制不瞭解，不熟悉，就難以讀懂。《魏書‧武帝紀》中唯才是舉的《求賢令》，一百四十餘字，便引用了《尚書‧堯典》、《論語‧憲問》等典籍和《史記》中的三個歷史典故，文字約佔一半。我們只要弄清楚了引用《尚書》、《論語》這些文字的含義及其背景，和管仲、呂尚、陳平的有關事跡，就能較好地理解令文的內容。
又如《魏書‧陳思王植傳》中著名的《求通親表》，有八百六十餘字，引用《尚書》、《詩經》、《論語》及《孟子》等典籍和「崩城」、「隕霜」等歷史典故三十處，引用名物制度如「椒房」、「遠遊（冠）」、「華蓋」、「朝覲」、「駙馬」、「奉車」等也有十八處。這近五十處引用的典籍、典故、名物、制度，除少數的話如文子的話語意明白，「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」為人們熟悉外，其餘便是閱讀此表的難點。把這些問題弄清了，表文的內容也就基本上讀懂了。那麼，遇到這樣的困難又如何解決呢？
首先，充分利用前人的註釋。
《三國志》除裴注外，清代學者為它做考釋的，還有顧炎武、何焯以下，約有二十餘家，近人盧弼彙集諸家註釋、考訂，撰成《三國志集解》。在《集解》中，盧弼不僅時時提出自己見解，還對書中引用的典籍典故，多註明其出處，並引出原書有關文字，幫助讀者領會其原意，對於難懂的名物制度也做了解釋，是我們閱讀《三國志》的良師益友。比如前書提到的《求通親表》，除人們比較熟悉的管仲相齊桓以霸的事未注外，其餘典制都做了解釋，可以幫助我們很好地理解令文含意，省去了許多查閱的時間。
至於《求通親表》，引用的三十處典籍典故，《集解》註釋了十六處，十八個名物制度註釋了七處，只解決了部分問題。不過，通過《集解》，發現盧弼引用《文選》或李善注有十五處之多，告訴我們《昭明文選》也收入了《求通親表》這篇文章，而李善有為其作注。我們可以在《文選》卷三十七中找到此表文，就可以查到李善對三十處典籍典故全都作了解釋，十八處名物制度也注了十四處，大部分問題可獲解決。如果其中某些註釋不詳或看後仍不能明瞭的，李善注又為我們進一步查閱其他書記提供了新的線索。
此外，1984年中華書局出版的《三國志選注》，選入了《武帝紀》、《陳思王植傳》，其中對《求賢令》和《求通親表》都作了較詳細的註釋。《曹操集譯注》也收入了《求賢令》。這些註釋都可加以利用，幫助我們解決閱讀上述《令》、《表》的困難。
其次，善與使用各種工具書。
閱讀《三國志》沒有找到所需要的注本，或者注本對引文，對話中典制未作註釋，又該怎麼辦呢？這就要借助工具書了。以上述《求賢令》為例，「孟公綽」句是引文，但不知出自何典故。不過，魏晉時人常常引用儒家經典作為立論的依據，因此，可先查《十三經索引》試試。該書將十三部經書文字分句編目，凡屬十三經的文字，又要知道句子的第一個字，便能查到該句出自某書某篇。通過查「孟」字，知道引文出自《論語‧憲問》，再查《十三經註疏》對該句的解釋，就可弄清其原意了。
齊桓公稱霸是由於重用管仲，通過新版《辭源》、《辭海》，或《二十四史傳目引得》（中華書局出版）查到管仲不廉而相桓公霸諸侯的史實。同樣，「釣於渭濱」句很容易聯想到姜太公釣魚渭濱的事，如果聯想不到，《辭源》、《辭海》在「釣」字下的「釣台」、「釣魚」條目，都給我們提供了太公釣魚渭濱的線索，找到了姜太公事跡見《史記·齊太公世家》，從而查出這一典故的出處並瞭解其含意。
「盜嫂」是新版《辭源》舉出直不疑和陳平兩人，這裡是用何人的典故？查《漢書‧直不疑傳》與此處事跡不符，而《史記‧陳丞相世家》，正好與令文上說的「遇（魏）無知」、「受金」等事跡相合。至於「被褐懷玉」、「明揚仄陋」，《辭源》、《辭海》均有解釋，並舉本篇文字做例句。通過查閱上述工具書，也可以幫助我們讀懂這篇令文，並較為深刻形象地理解其內容。
再看《求通親表》，其中「椒房」、「遠遊」等十八處名物制度，新版《辭海》均列有條目，作了解釋，新版《辭海》也多數收為辭條。但是，三十處典籍典故，新版《辭海》、《辭海》只有小部分能查到，或者提供了線索，大部分則需要找其他工具書方能解決。比如，表文中表明《鹿鳴》、《常隸》等《詩經》篇名的，可直接在《詩經》及其註釋中求解；對於「詩曰」、「傳曰」、「孔子曰」、「孟子曰」等引文，可通過《十三經索引》，找到篇目，求得解決；有的引文如「不為福始，不為禍先」，語意十分清楚，就不必再查其出處了。所以，即使沒有找到註釋本，通過查閱工具書，同樣也可達到讀懂上述《令》、《表》的目的。
其三，勤於查閱各類讀書札記。
魏晉之際，已進入駢文時期。作者譴詞造句，注重文才，引文用典，靈活多變。因此，有些詞語在工具書中查到了，但句子卻講不通順，意義仍不能理解，還必須結合詞語在文中的前後字句，仔細體會，才能求得比較準確的解釋。有的詞語、典故，在工具書上查不到，但是，有的查閱清人或近人的讀書筆記、讀史札記：如顧炎武《日知錄》、趙翼《陔餘叢考》、俞正燮《癸已類稿》《存稿》、周一良《魏晉南北朝史札記》等書的有關條目，可能獲得解決，或者手到啟發，找到解決的途徑。
當我們讀《魏書‧劉劭傳》時，其中引用了夏侯惠薦劉劭的表文，有「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」、「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」等句。這裡的「文學」，不能理解為今天所說的「文學」，而這裡的「文章」，從後面的「著論屬辭」看，與現在所說的「文學」才比較接近。新版《辭海》在「文學」條下，有「文章博學」、「文獻經典」、「官名」三種解釋，此處現在哪一種呢？聯繫「文學之士」與「推步詳密」分析，「推步」一般指推算天文曆法，而古代精熟文獻經驗的人，往往通解天文曆法，則這裡的「文學」，選擇「文獻經典」這種解釋比較符合表文原意。如此理解。前後文句通順，文意清楚。
又如《吳書‧呂蒙傳》中的「脫誤有功，富貴可致」句。「脫誤」一詞，工具書或未收錄，或解釋與此句意不符。但新版《辭海》釋「脫」字有「倘或」、「或許」等含義，並舉《後漢書‧李通傳》：「事既未染，脫可免禍」為例句。據此，這裡「脫誤」的「脫」字，也應如此解釋。結合句子前後文意，「脫誤」應作「假如」、「僥倖」理解較為合適，可能是當時習語。從以上所述，遇到這類詞語，只要我們細心分析體會，還是可以獲得解決的。
對於某些既無註釋、工具書上又查不到的詞語、典故，翻閱前人的讀書札記，也是一種求解的辦法。如《陳思王植傳》中的《陳審舉表》，有「伯樂相之，孫郵御之」句。孫郵，盧弼《集解》未注，《辭源》等書也無。從上下文意看，「孫郵」當是任命，而且善御。在查閱《陔餘叢考》時，卷四有「王良即伯樂」條，其中提到的秦善御的有王良（見《孟子》）、郵無恤（見《左傳》）、郵無正（《國語》）。並說上述三人「本為一人，而伯樂則其字也。」伯樂又名孫陽（見新版《辭海》「伯樂」條）。這裡，曹植大概是在「孫陽」與「郵無恤」裡哪個名中各取一字，合為「孫郵」，以指善御者，亦即伯樂。至於「伯樂相之，孫郵御之」，上下兩句用不同成為指同一個人，這是六朝駢文排偶句的特殊用法，如沈約《宋書‧恩倖傳論》：「胡廣累世農夫，伯始致卿相」即是，湖廣字伯始，是同一個人。「孫郵」雖未直接找到解釋，但在《陔余叢考》「王良即伯樂」條的啟示下，作如此推斷、理解，是有依據的。又如《魏書‧曹爽傳》注引《魏末傳》，有「設薄主人，生死共別」、「設主人祖送」等句。「設薄主人」、「設主人」「蓋當時習語，猶今言作東道請客也」，並列舉了很多例句加以說明。當然，解決這樣的問題，開始難度較大，但只要我們不斷積累知識，持之以恆，就會逐漸化難為易。
此外，引用當時人的文字與對話中，還有不少讖緯、災異等內容。如《蜀書·先主傳》中的《勸進表》，就大量引用了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等讖緯符命，《魏書‧高堂隆傳》中的疏奏，以宮殿失火、淫雨成災、鵲巢宮闕等自然現象，驗證人事，其目的主要是為自己的立論罩上一層神秘色彩，加強其說服力，在我們今天看來，毫無實際意義。對於這樣內容的引文，在閱讀中不必深究，理解其用意即可。
三、如何查閱紀時、地名和職官
《三國志》的紀和傳，除上述引用當時人的文字和對話外，閱讀記人敘事部分，一般不甚太難，但是紀時、地名和官爵特別多。尤其是職官，在有傳記或傳記的某一段文字中，猶如任職簡歷表。《魏書‧王凌傳》約七百五十字，出現不同名號的官爵達二十六個之多，《蜀書‧張翼傳》有四百三十餘字，不重複的官名也有十九個，《魏書‧明帝紀》中，一段不足一百四十字的紀文，官名就有十六個。大約每二十餘字甚至十字左右即有一個職官名稱。這些官爵名號對於瞭解傳文含義無多大障礙，但要弄清一個任務的升降榮辱，職權大小，以及在權利結構中處於何種地位，就不能不瞭解其所任官職的品秩和職責了。紀時與地名雖不如官爵名多，但對於我們閱讀紀、傳，建立時空觀念，深刻理解傳文，準確掌握史實，比起官名更為重要。但是，前面說過，《三國志》只有紀、傳，沒有表、志，對職官、地理、紀年等無專篇敘述，閱讀中遇到上述問題，又該怎麼辦呢？
首先，如何查對紀時：
查閱紀時問題，比較容易解決。比如想要知道各國的紀年相當於公元何年，或者某年號是屬於哪位皇帝的，或者某一皇帝共同了幾個年號等等，手邊備一本年表即可。年表的種類多，常見的有《中國歷史年代簡表》（文物出版社版）、《中國歷史紀年表》（有兩種：一為上海辭書出版社版；一為中華書局版）、《中國歷史紀年》（三聯書店版）。這些年表使用方便，各有特點，作為解決《三國志》中的紀年問題，任選一種即可。
《三國志》的紀四時與紀月的方法，和現在使用的夏歷比較接近，也是在一年之內，分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，每季三個月，如有閏月，也特別標明。但紀日的方法則和現在不同，而是使用干支法，即用甲子、乙丑、丙寅、丁卯等紀日。如果想要知道紀、傳中紀日所用干支的具體日期，可以查閱陳垣先生撰的《二十史朔閏表》（中華書局出版）。比如《魏書‧三少帝紀》，載司馬懿發動政變的進程是：「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，車駕謁高平陵。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……戊戌，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，考實其辭，爽與謀不軌。……夷三族。……丙午大赦。丁未，以太傅司馬宣王為丞相……」。經查《二十史朔閏表》，該月初一是已丑，便可推知甲午為初六，戊戌為初十，丙午為十七，丁末為十八。司馬懿從發動政變到誅曹爽、掌朝政，只用了十二、三天的時間，其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就更加具體了。
其次，怎樣檢索地名。
三國距今已有一千七百餘年，《志》中記載的地名，由於政區的變革，名稱的更改，與我們今天的建制、名號迥然不同，讀後感到十分陌生，不知其方位。特別是重要的戰場、進軍路線、戰略要地所涉及的地名，不知相當現今何地，使人有一種抽像、茫然的感覺，很難建立起空間觀念。閱讀《三國志》，要想知道這些地名的今地，可以查閱《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》（商務印書館出版）。比如《蜀書‧諸葛亮傳》，記載諸葛亮數次北伐的幾段文字，出現不同的地名十八處，其中屬進軍路線的有斜谷、祁山、箕谷、散關、建威，屬戰場或駐軍的有街亭、西縣、陳倉、五丈原，屬郡、縣的有南安、天水、安定、武都、陰平、漢中、長安武功、郿縣等。這些地名在《大辭典》中均可查到，有八處地名即舉諸葛亮的北伐為例證。如果對今地名比較熟悉，通過這樣檢索，諸葛亮北伐的進軍路線、交戰場所等情景，便歷歷在目，而歷史的空間概念也隨之逐漸樹立。此外，新版《辭海》對於古地名的著錄，雖不及《大辭典》完備，但其註釋更精密些，也可查閱。
如果沒有《大辭典》之類的工具書，也可用《三國志集解》對照閱讀。盧弼是近代學者楊守敬的弟子，在歷史地理方面造詣很深，註釋《三國志》時對地理著力尤多。在《集解》中將歷代學者對三國地名的考釋，都加以收集排列，不少地方還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。上述諸葛亮北伐提到的十八處地名，《集解》註釋了十六處。長安、漢中兩地名已在他處作注，故此處從略。同時，在《集解》對於當時重要的戰場所在的小地名，都作了考釋。比如《先主傳》中，劉備長坂敗北後與關羽相會的「漢津」，關羽與樂進相拒的「青泥」，張飛與張郃大戰的「瓦口」，吳軍在夷陵戰役中追逼劉備時屯駐的「南山」，等等，專用的《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》也未收錄，而盧弼都廣泛引證，一一指出其相當現今何地，為我們掃除了閱讀中古地名問題上的障礙。當然，盧弼使用的「今」地名，是指清代《一統志》的名稱，和我們現在常用的地名稱謂不完全一樣，治地也有所變遷。儘管如此，但《一統志》地名與今地名還是比較接近的，至少可以幫助我們判斷其方位。
閱讀《三國志》最好能備一本現行的我國分省地圖集，查閱古地名時以便經常對照其位置，更有利於樹立空間觀念。如果能有一本譚其驤先生主編的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第三冊（中華地圖學社出版）配合閱讀，效果更好。這種歷史地圖集是古今地名套色繪製，查找方便，對比清晰，看後印象深刻。
再次，如何查閱職官。
查閱官名，比較麻煩一些。這是由於我國官制名號繁多，省置無常，執掌又不規範，而目前尚無一部比較完善的工具書可供檢索。
總的來說，三國的官職，沿襲秦漢。但是，當時處於動亂的非常時期，三家都是由幕府逐漸發展而成為割據一方的國家。幕府之下各聚集一批人物，在正規的官制之外，臨時建置不少，自由行使其職權。本來是一些不穩定的臨時措施，逐漸成為定制，與秦漢比較，變化仍然很大，並又為兩晉以後官制演變的芻形。
三國正式建立前的幕府時期，構成幕府的核心主要是幕僚、將領及曹掾屬，在一定的範圍內行使其職權。《魏書‧武帝紀》注因《魏書》載群臣勸進曹操受九錫箋，署名將銜的有三十多人，其中有不同官稱十九個，只有太中大夫一職是漢室政府的屬官，其餘皆幕府僚屬。任中、前、左、右軍師、軍師祭酒、祭酒（按即「軍祭酒」，見《王朗傳》）的十一人，是幕府的最高幕僚，職參謀議；任中領軍、中護軍的各一人，主要掌管幕府禁軍及監護諸將；任平虜、建武等各種名號將軍的九人，主要是領軍作戰；長史三人，統領幕府各曹（即部門）掾（正職）屬（副職），猶如現今機關的秘書長；另四人只有封爵而無職任。僅從署名領銜的人員看，機構比漢代公府龐大，且幕僚、將領這兩類人員為漢公府所無，實際上取代了漢政府各部門的職能。漢中央朝廷形同虛設，或者秉承其意旨處理某些具體事物而已。
劉備的左將軍府、孫權的車騎（後為「驃騎」）將軍府，與曹操的幕府相似，只是機構不及曹操的龐大，人員也要少些。
三國正式建立，基本上沿用了兩漢的官制，只是曹魏的變化較多，對後世影響也大，書函的變化少一些。查閱三國的職官，比較重要的、常見的官名，新版《辭海》即可查到。如果是次要的、不常見的，可查閱楊晨《三國會要》職官門類與萬斯同《三國職官表》。《會要》前面已談及，《三國職官表》收入《二十五史補編》第二卷。該表以官職名為綱，魏、蜀、吳分別列出，其下註明品秩、職掌以及誰任過此官，主管之後分列屬官，間或加按語說明，檢索甚為方便。
此外，如有可能，還可查閱《續漢書‧百官志》、《晉書‧職官志》和《宋書‧百官志》。三國官制中沿襲漢代部分的職官，可在《續漢書‧百官志》中求得解決，其為晉、宋官制芻形的，可在《晉書‧職官志》、《宋書‧百官志》敘述該職官的沿革中查到。這幾種書參照閱讀，還可使我們從這些職官的繼承和演變中，比較準確地把握它的建置情況及其地位和作用。
最後，本導讀書的「選文」部分註釋體例如下：
（一）對《三國志》本文註釋較詳，對裴注亦酌加註釋。裴注用方括號[]標示，我們的注則用圓括號（）○標明。
（二）難字注同音字與漢語拼音。
（三）對於難句，必要時作了串講。
（四）關於人名，只注三國以前，同時代人物，《三國志》中雖無傳記，亦不作註釋。
（五）地名註釋，一般根據《清一統志》與《讀史方輿紀要》等，並參考了清代及近代學者的考證，也檢閱了《中國地名大辭典》、新舊《辭源》、《辭海》等工具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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